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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俠客島按】
陽春三月，草長鶯飛啊朋友們。
每年兩會后，都是密集的會議期。第一個就是中國發(fā)展高層論壇，作為兩會后首個國家級大型國際論壇，總能邀請到中國政府高層領導、全球商界領袖、國際組織和中外學者參會。這幾年，在論壇上印象比較深的有基辛格、扎克伯格、馬云、蒂姆·庫克等。今年，光美國前財長就來了三位，一眾國際組織和大公司掌門人也扎堆出現。
讀新聞系時學到一句道理，“Names Make News”，起碼在這個維度上，論壇嘉賓讓人幾乎無從下手。
這次聽會，索性來了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主題。一天六位諾獎得主，在只容得下數十人的小會議室，每人半小時，到點鈴響，換下一位。哪怕神往已久的阿馬蒂亞·森，也要顫顫巍巍走下臺去當觀眾。
一天信息量很大，但幾乎每個人都談了中國。不妨以此為主題，我盡量簡短點，你們盡量耐心點。
阿馬蒂亞·森（1998年諾獎得主）：
關于這位老人，稍加幾句備注。他開講時，會場坐了不足1/3，與之前蒂姆·庫克站滿了人的場子比，的確寒酸。但他真是位活傳奇。年輕時在梵語、數學、物理等學科間游弋，成年后專修經濟，也沒礙著他在哈佛既教經濟學，又是法學院一員。
不但如此，老頭一生都保持了印度國籍，似乎這樣便可理直氣壯為祖國發(fā)展出主意。就連他這個朗朗上口的名字，也是印度詩人泰戈爾所起，足見家學淵源。
森的嘴巴看上去并不靈光，這源于他年輕時為治療口腔癌而做的放療，但一開口，便值得聆聽。
亞當·斯密說，他認為好的經濟發(fā)展要使得市場經濟能正常運轉，要使得國家有充足的收入，來提供相關福利和公共服務，他尤其提到，免費的普遍的教育、減貧、醫(yī)療服務等，都是普遍的公共服務中的一部分。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市場經濟體制，我們需要有這樣一種機制，讓各利益相關方和各個機構都能參與到國家治理中，而且能夠提供相應的資金，使那些弱勢人口得到相應的福利和公共服務，并促進經濟的發(fā)展。
在亞當·斯密提出他的理論之后， 我們得問一下，這些年經濟和社會發(fā)生了什么變化，是不是我們所期待的方向？亞當·斯密是非常有遠見卓識的，他一直在強調市場經濟的作用，這在18世紀提出時是非常重要的，它的核心就是公共服務。自18世紀以來，歐洲大規(guī)模提高了人們的讀寫能力，建立了很多公立的學校，也建了很多醫(yī)院，提供醫(yī)療服務。這些都使得我們看到，教育和醫(yī)療不僅是為了人民的福利，也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(fā)展，這也是亞當·斯密提出的，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發(fā)展。我們這么多年的變化，也是通過政府出臺政策而實現的，我們充分利用人才質量的提高實現了經濟的發(fā)展。
亞洲也是這樣。19世紀中期，日本教育發(fā)展之后，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。不光日本，香港、新加坡也有同樣的路徑，通過國家或地區(qū)加強基礎教育，實現了成功的發(fā)展。
在中國，這一策略也非常成功。從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革命綱領即可看出，中共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教育。改革開放之后，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階段，教育更是迅速發(fā)展。我認為中國的經濟之所以能迅速發(fā)展，在很大程度上也歸功于改革開放之前基礎教育所做的工作，讓人人享有教育。
中國的醫(yī)療領域也是如此，改革開放之后經濟迅速騰飛，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改革開放之前全民享有醫(yī)療——哪怕是低水平的醫(yī)療——這樣一種政策取向�，F在中國已經建立全民醫(yī)保，中國巨大的經濟成功，和中國不斷提升的健康指標，包括人均預期壽命不斷的攀升之間，是相互印證的。
邁克爾·斯賓塞（2001年諾獎得主）：
有趣的是，論壇上不少美國嘉賓，甚至保爾森這種前財長，都給中國提供了應對特朗普政府的“攻略”……
我們不知道特朗普政府會做什么事。能夠確定的是，至少特朗普總統(tǒng)不是一個多邊主義者。一戰(zhàn)、二戰(zhàn)以來我們所熟悉的治理結構，特朗普都不認可。如果他能引入一些合理的政策，幫助我們解決一些諸如經濟增長或通脹之類的問題，那也不錯，但他真正能做什么呢？
中美關系變得越來越微妙，也更加復雜了。中美關系也許會出現一些問題，在很多問題上我們可能有著不同的立場。中美兩國都是非常有影響力的大國，處理好大國之間的關系，對兩國都有意義。
作為大國，我們打造了多邊體系，就都需要遵守相應的規(guī)則。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論壇上的發(fā)言，不光主張建立多邊關系，還積極推動多邊關系和雙邊關系的相互融合。另外，他還表達了中國希望積極推動多邊關系的意愿，從而讓其他所有國家從中受益。為了做到這一點，未來五年，中國的改革需要進展順利；與此同時，中國也需要確保美中關系有恰當的基礎�，F在美國出現了新領導人，我認為，保證中美關系的健康發(fā)展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。
展望未來，下一個經濟的巨人是印度，現在其經濟增長率在5%以上，也就是說，中印兩國之間的關系，和中印兩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體量，會很大程度上塑造和決定世界今后的面貌。
約瑟夫·斯蒂格利茨（2001年諾獎得主）：
在論壇上連續(xù)幾年見到斯蒂格利茨。
這位知名經濟學家，26歲時即被耶魯聘為正教授；林毅夫總結說，他幾乎對經濟學每個領域都作出了貢獻。2015年1月號的《名利場》雜志上，此君發(fā)表文章《中國的世紀》，認為一個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形成。
我想非�？焖俚亟榻B一下中國應該如何應對（當下的局面）。有一些基本原則可以遵循，雖然特朗普決定違反WTO的一些規(guī)則，但對中國來講，還是有必要在國際規(guī)則的框架之內，以及中國自己的法律法規(guī)范圍內行事。要去尋找和美國的合作點，要意識到貿易對各國都有好處。特朗普現在關注的只是雙邊，這個并不合理，但如果美國后退甚至是退出，那對中國來講，也意味著與其他國家合作的機會。
中國可以積極支持已有的國際組織、機構，來填補因美國不再那么積極而留下的一些空白。中國也應利用好現在的機會，去推動自己的議程，現在中國正在從出口轉向內需，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特朗普的很多政策，其實可以被用來幫助中國的轉型。
我們要著眼長遠，美國的資本主義和政治體系的缺點是非常短視，中國要制定出避免短視的規(guī)則。
中國要建立一些開放的體系，現在是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，全球地緣政治、經濟秩序正在發(fā)生變化，二十一世紀會和二戰(zhàn)后的體系很不一樣，特朗普的行動只會加劇這種變化，增加人們的緊迫感。今后的世界將更加多極化，我們要確保增長平穩(wěn)，繼續(xù)支持各國發(fā)展，以及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
埃里克·馬斯金（2007年諾獎得主）：
全球化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影響非常大，我們有了更多的國際貿易、更多的國際生產。全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不但運輸成本下降，溝通成本和克服貿易障礙的成本也都下降。
全球化支持者做了很多承諾，承諾全球化可以帶來繁榮，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繁榮。在這方面，我覺得確實效果非常好，中國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之一。中國、印度兩國人均GDP的巨大提升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全球化。
但全球化還有另外一個承諾沒有兌現，那就是減少貧富差距，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內部的收入差距。很多國家的情況恰好相反，中國和印度也是很好的例子，貧富差距不但沒有由于全球化而減少，反而增加了。
也許你會問，貧富差距在新興經濟體內部的拉大，會讓人吃驚嗎？從傳統(tǒng)經濟學角度來說，我會回答是。因為它違反了一個最基本的經濟學原則，就是比較優(yōu)勢的原則。這一輪全球化以前有很多輪全球化，比較優(yōu)勢在收入分配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。根據比較優(yōu)勢的理論，國家之間的重要差別生產要素不一樣，有不同的比較優(yōu)勢。
皮薩里德斯（2010年諾獎得主）：
在OECD和其他的國家可以看到，研發(fā)最多的國家在計算機使用方面也是最成功的，比如說韓國、日本、臺灣、德國、芬蘭等，然后是美國和中國，最下面是南歐、墨西哥、羅馬尼亞、智利，還有盧森堡、波蘭、斯洛伐克等等。
如果你們想知道，計算機時代哪些國家會成功哪些國家會失敗，去看看哪些國家在做研發(fā)就一目了然了。中國出臺了“中國制造2025”，你們的研發(fā)增長會非�？�，這一定會增加中國的競爭力。中國也確實需要在研發(fā)方面做出更多，才能趕上德國和日本。
在機器人的時代，失業(yè)率會不會跟電腦時代不一樣？我覺得會。因為機器人不是只會取代我們的日常工作，還可能會取代我們腦力方面的一些工作。
說到“中國制造2025”，我覺得中國要想實現經濟增長目標，機器人可以發(fā)揮重要作用，這份計劃中講到了十個制造行業(yè)，都是重點發(fā)展的領域，都是高科技領域，其中第一位就是機器人。盡管其中沒有太多篇幅講勞動力市場，但是自動化可能會影響就業(yè)，會讓一些人失去工作，而且這個過程很難逆轉，未來最好將重點放在創(chuàng)造新的工作、減少工作時間上。也可以在服務行業(yè)做一些結構改革，創(chuàng)造新的就業(yè)機會，這些工作需要很多高技能人才。
埃德蒙·費爾普斯（2006年諾獎得主）:
從1830年開始，人類的創(chuàng)新主要是由個人帶來的。這些人有新的想法后選擇跟企業(yè)家合作；或者他們自己成為企業(yè)家，研發(fā)出新產品推到市場上。從歷史的角度來看，創(chuàng)新基本上形成了這樣一個格局。
我知道，有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認為一直是政府在引領創(chuàng)新，但我認為，偶爾有些思想起源于政府部門，并不意味著只有政府部門才有這樣的思想。
我覺得在中國也是這樣，你們的資源就是有這么多人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資源。如果不利用好，那就太浪費了。當然，一個好的經濟政策肯定是歡迎企業(yè)進行創(chuàng)新的，肯定是歡迎新的想法，并歡迎有人實現這些想法后，到市場上進行嘗試的。我沒法想象一個政府會拒絕這樣的事，但我也不認可政府熱情過了頭，對有創(chuàng)新想法的人都提供資金補貼，那是很荒唐的。
在人類歷史上，創(chuàng)新總需要有人承擔一些風險。一個社會應該能接受失敗，那些創(chuàng)新者沒日沒夜的工作，即便失敗了，也希望得到激勵和支持，這時候就需要得到來自政府的緩沖，或者說保障。哪怕失敗的創(chuàng)新，也需要來自政府的保障。
但我同樣不認可政府投入很多資金，去實踐自己的所謂創(chuàng)新想法。因為政府怎么可能知道市場上什么會成功，什么會失敗呢？這本身就不是他們最擅長或最了解的。
